一说起唐朝，脑子里是不是立马蹦出“开放”、“浪漫”、“以胖为美”这些标签？好像那是个无拘无束，女性地位空前高涨的黄金时代。长安街头，胡旋舞娘裙摆飞扬，才女们吟诗作对，平阳昭公主更是勒马沙场。但，打住。要是聊到结婚这码事，那可就复杂了，甚至可以说，比我们想象中要“规矩”森严得多。那张浪漫滤镜下的面纱，背后其实是一部冷冰冰、条分缕析的 《唐律疏议》 。
你以为唐朝人谈恋爱，是李白“郎骑竹马来，绕床弄青梅”式的两小无猜，然后顺理成章就洞房花烛了？想多了。在那个时代，婚姻的第一块基石，也是最重的一块，叫做 “父母之命，媒妁之言” 。这可不是什么道德劝说，而是白纸黑字写进法典的铁律。在 《唐律疏议·户婚》 里，规定得明明白白：子女的婚姻，必须由家里的“主婚人”——通常是祖父母或父母——来拍板。你自己看对眼了？没用。私定终身？那叫“奔”，是触犯法律的，要受罚的。
想象一下，一个长安城的少年，在曲江池畔对一个姑娘一见钟情，他能做的不是写情书、送鲜花，而是回家恳求爹娘，然后由爹娘去找一个靠谱的媒人，去对方家里提亲。整个过程，男女主角可能连面都见不着，他们的命运，就由两个家庭的利益、地位、财产这些现实因素，通过媒人这张嘴，给敲定了。自由恋爱？对不起，在唐朝的法律条文里，这基本等于天方夜谭。这才是 唐朝对男女婚配的规定 里最核心，也最让人感到窒息的一点。
更让人后背发凉的，是法定的婚龄。 男十五，女十三 。是的，你没看错，十三岁。一个今天还在上初一，可能连世界地图都认不全的年纪，在唐朝，就已经可以被 legally 嫁作人妇，开始承担起生儿育女、操持家务的重任了。国家这么规定，当然有它的考量，比如增加人口、稳定社会结构。但从个体生命的角度看，这无疑是一种残酷。青春期才刚刚开始，人生就被强行拉进了下一个轨道。
而且，唐朝的“开放”是有边界的，这个边界就是阶级。法律明确规定 “良贱不婚” 。什么是良？就是普通平民百姓。什么是贱？就是奴婢、部曲、乐工这些“贱籍”人口。这两类人之间，隔着一道无形的鸿沟，绝对不允许通婚。一旦跨越，不仅婚姻无效，当事人还要受到严厉的惩罚。哪怕你是个富可敌国的商人，只要你的祖上是“贱籍”，想娶一个普通农户家的女儿，法律上也是行不通的。这背后，是对血统纯净和等级秩序的极致维护。所以别再被电视剧骗了，什么千金小姐爱上家里奴仆的戏码，在真实的大唐，那是要出人命的。
当然，讲到这里，好像唐朝的婚姻法全是枷锁。别急，反转来了。唐朝法律在某些方面，又展现出了惊人的“现代性”，甚至让我们今天的人都感到佩服。
最典型的就是离婚制度。我们都知道古代有“七出之条”，就是丈夫可以单方面休妻的七个理由，比如不孝顺公婆、生不出儿子、嫉妒、有恶疾等等。听起来很不公平，对吧？但是，唐律紧接着就规定了 “三不去” ：妻子曾为公婆守孝三年的，不能休；娶妻时贫贱，后来富贵了的，不能休；妻子的娘家已经无人，被休后无家可归的，不能-能-休！这“三不去”就像三面盾牌，在关键时刻保护了女性，防止丈夫在发达后就抛弃糟糠之妻，也体现了一丝人道主义的温情。
而真正让我拍案叫绝的，是 “和离” 制度。什么意思？就是协议离婚。如果夫妻双方感情破裂，实在过不下去了，可以“两愿离”，也就是双方都同意的情况下，和平分手。这在整个中国古代史上，都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创举。它承认了婚姻不仅仅是家族的契合，也包含了个人的感情因素。感情没了，就可以散。
在敦煌出土的文物里，我们甚至能看到唐朝人的“离婚协议书”—— “放妻书” 。那些文字，读来全无怨怼，反而充满了温情和祝福：“愿娘子相离之后，重梳蝉鬓，美扫蛾眉，巧呈窈窕之姿，选聘高官之主。解怨释结，更莫相憎。一别两宽，各生欢喜。”这是何等的体面和豁达！“一别两宽，各生欢喜”，这八个字，就算放到今天，也是无数分手情侣向往的最高境界。
所以你看， 唐朝对男女婚配的规定 ，就是这样一个矛盾的结合体。它一方面用 “父母之命” 和森严的等级制度，将个体牢牢地捆绑在家族和国家的秩序之内，冰冷而无情；另一方面，它又通过 “和离” 这样的制度，给予了个体选择结束一段不幸婚姻的权利，闪烁着人性的光辉。
它既保守又开放，既严苛又宽容。法律条文的终极目标，从来不是某个人的幸福，而是整个帝国的稳固、家族的延续。婚姻，是社会最小的细胞，朝廷必须用一张巨大而细密的法网，将这亿万个细胞的组合方式牢牢掌控在手中。至于网中的你我，是喜是悲，似乎就没那么重要了。这，或许才是那个盛世之下，最真实的人间烟火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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