说起宋朝的婚配制度，嘿，那可不是三言两语能讲清楚的，它就像一幅层层叠叠、底色复杂却又细节满满的画卷，你得细细去品，去琢磨，才能瞧出里头的道道来。我总觉得，那时的人们，在“男大当婚，女大当嫁”这件人生大事上，骨子里透着一股子“讲究”，一股子“无奈”，更藏着许多不为人知的“权衡”和“妥协”。
你问我这“特点”在哪儿？要我说，最打眼的莫过于那份深入骨髓的 “门当户对” 情结。这可不是一句空泛的口号，而是实打实地刻进了每个士绅家族，乃至寻常百姓的心坎里。你看，从婚事萌芽那一刻起，双方家长，甚至周遭的亲朋好友，打量的可不仅仅是郎才女貌、品行端正，更重要的是这门亲事能不能给家族带来点儿什么——是名声？是财富？是权势的巩固？又或者，至少不能拉低自家在乡里、在官场上的地位。比如那“攀高枝”的诱惑，谁家不想呢？可同样的，人家高门大户岂是等闲之辈，哪会随随便便就把自家闺女嫁出去，或者娶个门不当户不对的媳妇儿回来？这背后，牵扯的可是家族的兴衰荣辱，是数代人经营下来的基业。所以，媒婆们在说亲之前，那真是要把两家的家世背景、财产状况、乃至家族里有没有出过什么“不体面”的事情，都打听得个门儿清，生怕哪儿出了纰漏，坏了这桩好姻缘。
接着，那 “父母之命，媒妁之言” ，更是如同铁律般，横亘在适婚男女面前。你说你情我愿？哎哟喂，那时候的人怕是听了要笑掉大牙。小儿女们的情愫，在家族大义、父母尊严面前，往往轻如鸿毛，不值一提。父母看重的，是子嗣绵延、家族利益，是血脉的纯正，是门第的稳固。至于当事人双方有没有那么点儿“眼缘”，是不是“情投意合”，那都得往后稍稍。媒婆呢，职责重大，可不是现在电视里演的拉郎配那么简单。她们是信息的传递者，更是潜在矛盾的润滑剂，得把两家人的期望值摆平，把各种“硬性条件”和“软性要求”撮合到一块儿。这中间，既有专业的眼光，也有市井的智慧，甚至还带点儿半真半假的“忽悠”成分，只为促成这桩事。可以说，少了媒婆的穿针引线，一桩婚事根本就无从谈起。
当然，婚事从头到尾，都离不开那套繁琐却又庄重的 “三书六礼” 。别看现在我们觉得是古板，可那时候，这套礼仪是婚姻合法性和社会认可度的重要标志。从纳采、问名、纳吉，到纳征、请期、亲迎，每一步都有它特定的规矩和讲究。纳征，也就是下聘礼，这里头学问可大了。男方要出的 “聘财” ，可不是随便拿点钱糊弄事儿的。它往往代表着男方的经济实力和社会地位，也是对女方家族的一种“尊重”和“承诺”。聘财太少，女方家里会觉得没面子，甚至会影响女儿在婆家的地位；聘财太多，男方又得掂量掂量自家口袋深浅。这中间的尺度把握，那叫一个微妙。而女方呢，嫁妆的重要性同样不容小觑。 “嫁妆” ，不仅仅是女儿出嫁时带去婆家的财物，它在某种程度上，是女性在婆家立足的底气，是她婚后生活质量的保障，甚至在某些特殊情况下，是她未来维权的资本。可以说，嫁妆的丰厚与否，直接关系到一个女子在婆家的腰杆儿能不能挺直。宋代时期，女子嫁妆丰厚的情形并不少见，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女性在家庭经济中扮演的角色，并非完全依附。
然而，说到女性的地位，那 “贞洁观” 的日益强化，简直就是一道无形的枷锁，紧紧地勒住了宋代女子的脖颈。尤其到了南宋，这种观念被推崇到了一个近乎病态的程度。“饿死事小，失节事大”的论调，让无数女子背负了沉重的伦理压力。守寡再嫁，在那时逐渐成为一种“不光彩”甚至“有伤风化”的行为，尤其在士大夫阶层中，对女性守节的要求达到了高峰。我时常在想，那些年纪轻轻就成了寡妇的女子，她们的一生该是何等的寂寥和悲苦？为了那块“贞节牌坊”，她们放弃了再追求幸福的可能，将青春和生命献给了冰冷的牌位。当然，话也说回来，民间底层的百姓，生活压力摆在那儿，就没有那么多的“讲究”了，为了生存，为了养育子女，再嫁的情况还是比较普遍的。毕竟，柴米油盐可比那些虚头巴脑的道德说教来得实在。
再来说说男人的“特权”—— 纳妾制度 。这在宋代是光明正大的，是社会普遍认可的。只要家里有点儿闲钱，或者需要子嗣，男人纳一房甚至几房妾，那都是寻常事。正妻的地位固然是“妻”，是主母，但妾的存在，无疑是对正妻地位和情感的巨大冲击。你想象一下，一个女人，十月怀胎，辛辛苦苦为夫家生儿育女，操持家务，到头来却要眼睁睁看着丈夫把别的女人带回家，分享自己的丈夫，甚至分享自己的孩子（因为妾生子一般也会被记在正妻名下）。这种心酸和无奈，又岂是外人能体会的？那些妻妾之间的明争暗斗，那些醋海翻波，想想都觉得压抑。当然，也有大度的正妻，或者无奈妥协的正妻，但说到底，这都是男权社会下，女性地位不高的直接体现。
至于婚姻的终结，宋代也并非完全“一锤子买卖”。 离婚制度 在当时是存在的，主要有三种情况：一是 “和离” ，这算是最体面的方式了，夫妻双方经过协商，自愿解除婚姻关系，通常会签订一份“放妻书”。这表明，即使在男权社会，也并非完全没有女性的主动权，至少在某些情况下，她们可以争取到体面地离开。二是 “休妻” ，这主要是男方根据“七出”原则（无子、淫佚、不事舅姑、口舌、盗窃、妒忌、恶疾）来解除婚姻关系。当然，也有“三不去”的限制（有所娶无所归，与更三年丧，前贫贱后富贵），并非想休就能休。三是 “义绝” ，这属于法律强制解除婚姻关系的情况，比如夫妻一方对另一方或其亲属施暴，或者夫妻双方的亲属之间发生了严重的犯罪行为，官府会判决离异。我常想，这“和离”的出现，在某种程度上是不是也透露出一些人对婚姻“质量”的追求？毕竟，强扭的瓜不甜，与其一辈子鸡飞狗跳，不如好聚好散，各自寻一个清净。
宋代的婚配制度，还 深刻地烙印着儒家礼教的印记，同时又与经济社会的发展紧密相连 。它不是一成不变的，随着时代的演进，观念也在悄然变化。比如，士人阶层与庶民阶层的婚配习俗，便有着明显的差异。士人家庭更讲究门第、家风、诗书礼仪，婚事往往是家族政治经济联姻的工具。而普通百姓家，或许更看重劳动能力、人品家风，实用主义的考量会更多一些。但这不代表他们就能完全摆脱礼教的束缚，只是在执行上，也许会有更多灵活变通的空间。
说到底，宋代的男女婚配制度，是一套在礼教规范、社会伦理、经济利益以及人情世故等多重因素交织下形成的复杂体系。它既有维护社会稳定、家族传承的一面，也有压抑人性、限制个人自由的残酷一面。我们今天回望，或许会觉得有些制度不尽人意，甚至带有时代的“落后”性。但站在历史的洪流中，它却是那个时代人们生活方式的真实写照，是构成宋代社会肌理的重要组成部分。每一次的联姻，每一次的嫁娶，背后都承载着两家人的希冀，也可能隐藏着个人的悲欢离合。这，不就是活生生的人间烟火吗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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